1976年我来到七中读初一，教室在唯一一栋教学楼一楼的最西头，班上的同学主要有来自九江师范的、火柴厂及附近的、内衣厂的、国棉三厂的、钢厂的、化工厂的、黄泥塘附近的、工农兵公社跃进大队小学的（班上唯一农村的生源地），2个平行班。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校仍坚持每天上午上课，记忆中主要学数学、语文、物理、体育，下午就到划给我们班级管理的菜地劳动。菜地有二块，一块在教学楼西北面，一块在只有二层的办公楼的南面。挖地、种菜、除草、施肥几乎是每天下午要干的活，十多岁的孩子每天在学校菜地里干农活，家长有怨言，家长们大概认为一来风气如此，二来可以锻炼孩子，何况每天上午还有课上，相比有的学校整天都劳动要强很多。我更感觉快乐，菜农子弟年纪虽小，但种菜技术相比其他城里同学娴熟得多，总是因此得到赵老师表扬，多有面子!到了初二，就改为每周几个下午劳动。学校养了兔子，要求每个同学上学交一定重量的青草喂兔子，班主任赵老师指定我用秤称同学们交来的草，我以帮家里卖菜时称秤的认真劲干，丝毫不敢马虎，即便有同学在草底下放些石头之类的以充重量，也能被我发现，为此曾经得罪许多同学。体力劳动成为我们初中生非常重要的必修课。现在的中学不可能有这样的课程安排。当时劳动带给我的不是劳累，相反带给我许多精神享受。  

1979年初中毕业，一部分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凭实力考到一中、二中、三中，我则在七中读高中，重新组合的新同学主要来自电厂子弟学校的、前进公社五里中学的。有4个平行班，都在教学楼的顶楼。到现在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先后把我安排到了二班（班主任是沈老师）、三班（班主任是吴老师）、四班（班主任是曾老师）、一班（班主任是朱老师），4个班转了个遍，劳动委员也当了个遍。在高中阶段，举国高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拍”，劳动仅仅限于班级卫生值日，很少有别的方面的劳动。劳动机会少了，我的价值体现也少了许多，老师表扬的对象是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加上读理科，学数学、物理如同天书。到如今，每每工作压力大、遇事紧张得不行时，到晚上做梦都在做数学题。初二时老师罚数学成绩差的同学站在教室后面的场景历历在目，大概我是听话的学生，教数学的刘老师照顾我，唯独没罚我站，可是在梦境里，我还是被罚站。即便到了高中重点班，班主任朱老师是教数学的，也无法敲开我的木鱼脑袋。到现在，工作上领导经常批评我，娱乐时牌友取笑我算不清。1981年高二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就可想而知。数、理学得好的人都成为我钦佩的对象。  

1981年我的高考分数连中专线都没有达到（这一年政策是高中起点录取中专也是用高考分）。这一年的暑期是最难熬的最灰暗的！面对年迈的父母、贫穷的家境，我几天没有出家门。母亲心痛我，尽管她大字不识，鼓励我说，如果想读书，就尽管读，不要管家里的事。老母亲的宽慰使我懂事后第一次流泪。再补习一年，而且要读文科。哥哥反对读文科，一来他大学学的是理科，二来他认为我的语文也不好。但是，我觉得读理科肯定是死路，文科也许行，尽管作文也差，试试吧，来年再考不起，就只有回家种菜地。选择真的很痛苦，但是母亲给我选择的机会很幸福。  

为了跳出农门，我上了文科补习班，与应届高二同学混合一起，好像有50多个同学，生源来源很广，甚至还有已经考取专科不去上的，也有不少原来是学文科的，大部分都是学习能力不错的同学，而且整体素质比较高，后来才知道好些同学来自一中、二中。刘同学丰富的文学素养给我启发不少，他到我邻居家挖棕树苗，说是种在花盆里，当时我不理解，一株野草，有啥用？傍晚，他看到我邻居家烟囱冒烟，即刻自吟“袅袅炊烟”“夕阳西下”等词句，弄得词穷的我好生羡慕；吴同学足球特棒，杨同学擅长乐器，谢同学有付好嗓子。同桌的蒋同学知识面太广以致我感觉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还发现我的音质好，第一次知道有“音质”这个词。他时常教我学唱歌，到了大学我还成为系里合唱队的领唱。班主任是邓老师，早听说他带补习班很有经验，从1979年就开始带文科班，已经送了蛮多人读大学。邓老师是四川人，第一次听老师说四川话，感觉很好听，尤其是上课提问叫同学的名字，原本普通话的声调，被邓老师一念，或升或降了许多，倍感悦耳。每回上邓老师的历史课，给我的耳朵带来很多福利。邓老师经常要求我们将历史课本知识读出声音来，对我来说，这是个好的学习方法。同桌的蒋同学悟性特别好，上课经常不太听讲，可是老师提问，他总能回答正确，他几乎每天上课之前都与我相互提问头一天上课的内容，起初没有在意这是个极好的学习方法，上学一个月后的单元考试，我的名次排在全班第9，可能与邓老师要求的读出声和蒋同学的相互问有直接关联，否则智商不高的我怎能进前10名。教地理的叶老师上课总是做些形象比喻，他用非常浓重的九江普通话说，我国的铁路干线就像小男孩在天安门城楼上撒几泡尿，一泡往北撒到了哈尔滨，就是京哈线，一泡往南撒到了广州，就是京广线；枯燥的地理考点在叶老师有趣的比喻中牢记了。教语文的老师姓张，外表有将军的范儿，魁梧、高大，声音有些沙哑，上课要求严格。上别的老师的课有私聊的、吃东西的、瞌睡的，但上张老师的课同学们则有些含糊。有一回上邓老师的课，坐在后排的同学吐了一堆瓜子壳，邓老师发现后，只说了句，你们几个吃完了没？要是张老师发现了，准会用丰富的文学语言尅得大家留下烙印。因为张老师严格，我的作文水平也有所提高，还被当作范文在全班讲解了一次。写作得到表扬至今为止是仅有的一次，也许是我充满情感地写母亲如何劳苦让张老师感同身受的结果。政治老师姓周，一个身体非常单薄的老教师，住在学校简陋的平房里，她每堂课总是满满地板书，常跟我们说要学会把书读薄，每个章节学完了，她的总结方式就是用大中小括号和数字目录写出知识点的概要，这个方法伴着我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做教师职业，我也这样教学生。  

补习班的学习生活非常充实，没完没了地做题、背题、考题，尽管睡眠少、活动少、娱乐少，但是快乐多。最终，我从七中毕业考上了大学。  

回忆需要距离，向往需要力量。在七中六年，老师们不仅给我“鱼”，更授我“渔”，同学们不仅帮我知事，更成我知心；在七中六年，我收获了青春的年轮，聚蓄了成长的动力。  

七中改变了我人生！  

感恩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