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难以释怀、铭心刻骨的是真情。凝结真情的过程可能并没有多少精彩的成份，但无论离得多么久远，当它时不时地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的时候，它总是那么值得回味，让人感慨一番后又总是原封不动地将它还回到记忆深处，珍藏起来。

1981年，我因身体原因未被高校录取，当时让我和家庭最大的迷茫是，会不会有中学让我这个高考前途难卜的学生复读？是年8月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独自来到七中。在报名处，看到一个个同学报上了名后兴奋的神情，我更加不安，我不敢上前，因为我害怕被拒绝。我彷徨了近两个小时，欲前又止，但又不甘心失去复读的机会。后来还是同学吴崇卫硬从背后推着我去了报名处。负责报名的老师，是一位瘦瘦的白面书生，30来岁。开学后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复读一班的班主任、数学课老师——朱绪明老师。我站到他面前时，他正埋头填写着报名表，头没抬便问：“叫什么名字？高考成绩单拿出来看看。”我怯怯地答：“廖涵……”还没待我说完，他猛一抬头，看着我，“你就是廖涵，听说高考成绩不错？”我还没答话，他接着说：“把姓名、通信方式填上，9月1号开学到文科一班上课。”“这是真的？”，“什么真的假的，把报名手续办了，回去准备吧，开学后好好学。”我迅速办好了手续，内心一阵阵激动，但当时却连谢谢二字都忘记说，还是吴崇卫替我说出谢谢时，我才补上两句“谢谢”。

报上名了，笼罩在心头的阴霾散去了一大半，心情好多了，我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在七中校园里转了转，想着将要在这里学习一年，看看校园环境。当时的七中校园比起其他中学简易多了，学校建立的时间也不算长。虽在九江市区内，但地处偏僻，从市区大马路下来后还要走上一段较长的田间小道才能到校园，四周是菜地和裸露着黄土的小山包。学校连围墙、校门都没有，北面是一幢三层的教学楼，南面是一幢办公楼，办公楼南面是一排平房，像是教工宿舍，东面是学校的食堂，西面是一块除了黄土和两个破落的球门柱以外啥也没有的足球场。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是篮球场，水泥铺地，铁制篮架，在当时算是条件不错的球场了。看到这些，我心里不由地产生了一丝忧虑，这样的教学条件行吗？

开学了，复读班一共两个，教室在教学楼三楼的中间，因为楼前后都没有其它建筑物，显得很通透明亮，应该是整个教学楼中条件最好的两间教室了。第一节课我们一班是语文课。上课铃声刚响，走进两位老师，一位是报名时见到过的朱老师，另一位长者不认识。朱老师介绍长者是七中的校长张凤仪，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张校长身着中山装，气宇轩昂，他的神态、发型和着装都透着领导的气派。张校长先是代表学校讲了些校方如何重视我们复读班，以及鼓励我们的话，算是个简单的开学仪式。他的声音沙哑，但中气很足。后来才听说他原是一所大学的老师，文革时遭批斗把声带搞坏了。原任大学老师，现任中学校长，直接给我们复读班上课，加之我们上过各门课后，对老师们的教学热情和水平的认识，感到张校长讲的七中给我们复读班配备了全校最好的师资绝无虚言。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复读班同学相见回忆这段经历时，都打心眼里感激七中给予我们的这份真情。

开学后没几天，张校长叫我到他家谈心，他和蔼可亲地招呼我坐，告诉我学校决定办复读班时就打听到我的高考经历，老师们都愿意收我复读。他详细询问了我的高考情况和想法，鼓励我不要气馁，争取来年考得更好，只要可能学校会向招生办和高校积极推荐，相信我会读上大学。这时我才明白为何报名时朱老师怎会事先知道我的情况。张校长的一番话，在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以一个年轻气慠的心态理解成是因为我成绩好对我重视而已。除了张校长，还有朱老师、历史课的邓著之老师，在这一年里都不时地让我到他们家或办公室，与我谈心，询问学习情况，我和一些同学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这些年来，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我的感触惭深。张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复读学生的关怀，不只是我年轻心态理解成“重视”那样的浅薄，对高考落榜，处于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尤其对我这样前途难卜的学生，老师们正是以他们的关爱，以他们的真情稳定了我们学习的心态，让我们重拾人生的希望。没有这些，一旦沉沦，我今天在哪里？一想到这，我总是感到一阵后怕，思绪往往在此被打断。

尽管我选的是文科，但我的作文写作并不好。从小学到高中，我最犯难的是写作文。课本上许多经典名篇，读起来情真意切，寓意深刻，但我只会背它们，不明白作家是怎么构思出来的，一到自己写作文时总是无从下笔。张校长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每次批改后都挑选写得好的几篇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分析。我总是“名落孙山”，写的作文难被挑中。有一次张校长说，写作文最要紧的是写细节，写真情，让读者与你一样感同身受。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同学跟我犯一样的毛病，但我觉得张校长批评的就是我。自此以后，上语文课时我特别注意张校长讲解课本上名篇构思、细节描述以及真情刻画，张校长分析之深刻到位，让我们觉得这些文章如同就是他自己写的一般。1982年春天，张校长又布置了作文，我模仿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的构思和写作手法，描述了我去七中上学沿路上春天的景致和心情。这次我的作文终于被张校长挑中了，专门拿到课堂上表扬和分析。在整个一年复读期间十几次作文课中，我的作文也就唯独这一次被挑中过，但对我却是莫大的鼓励，虽然至今我也不敢说我的作文水平有多么大的提高，但我知道了该如何构思和写作，如何捕捉细节，如何提炼思想。现在我更多的是写学术论文，但写作范式是相通的，每当提笔写作时，当年张校长的点点滴滴的教诲都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我也将这些传授给我的学生。

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比作文写作能力强，上历史课和政治课要轻松多了。历史课的邓著之老师、政治课的周纪林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对我回答问题进行表扬，我常常自鸣得意，学习劲头也更足了。邓老师带有较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声调阴阳顿挫又有四川方言特有的幽默，让我们听起课来特别感到轻松愉快。历史课对中学生最难的，最感到枯燥的是要记住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和名称，还要进行分析。我机械记忆力不算好，靠强记硬背实难提高学习效率。邓老师除了用他那特有的幽默语言将历史事件讲解得栩栩如生外，更多地是教我们讲究学习方法，学会用联想式、形象式、对比式方法记忆那些史实。除了邓老师、张校长外，数学课的朱老师、地理课的叶隆重老师、政治课的周纪林老师，上课时都特别重视教学生如何讲究学习方法，对同学们好的学习方法都会在课堂上进行表扬和推荐，这是我在七中复读一年最为深刻感受之一，也对我后来学习和工作影响很大。

学校为了提高我们学习兴趣，1981年底专门组织了一次历史课学习竞赛活动，在学校篮球场上还搭建了会台召开颁奖大会，全校师生都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我当时得了个三等奖，成绩不算太好，也被请到台上领奖，奖品虽然很简单，只有一张小奖状和两个练习本，但让我感触颇深，其他同学亦是如此。一位同学感慨道：“七中真没有把我们复读生当外人，学校为了我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课堂上严谨教学，对我们学习抓得很紧，课外老师们对我们很是随和。邓老师、叶老师总是一付笑容可掬的样子，让人感到亲切。邓老师那时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可“玩性”挺重，上学期间和高考后组织我们两个复读班的同学踢了几场球，他亲自当裁判，与我们一起玩耍，同学们背后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邓”。现在回想起来，邓老师可不是“玩性”重，他实际上是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陪”我们玩，为我们减压，用真情与我们交朋友，调节我们的身心状态，提高学习效率。这里无须堆砌华丽的语句赞美七中老师的师德，可这些可敬的老师们却是用实实在在的行为和真情诠释了“高尚师德”，展示着一种特有的人格魅力。

转眼又到了高考。记得我们的考场是在市中心的八中，离七中有些远。那时不像现在，一个学生考试，全家人都在考场外从头至尾候着。当时三天考六门课，每考一门课时，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等在考场外，进场之前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考完出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老师们迎上来，问考得怎样，都复习到了没有？当我们说考得还好，某某大题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过了，他们总是露出欣慰的笑容，临走时不忘记叮上一句，快回家好好休息，后面的考试不要误了。我记忆比较深的是两门课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政治课，几个大题在老师发的复习资料上都有，自然答得很顺利。考完后见到周老师，迎面就说，周老师你抓得真准呀！周老师只是会心地一笑，淡淡地说考得不错就好，希望把别的课也考好。后来临上大学之前去拜访周老师时，她才告诉我们，学校在临考前组织去外省的重点中学取经交流，回来后认真分析总结拟定了复习资料，对你们高考有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也请你们上大学后有什么好的政治课资料转达给我。当时我答应说：“一定。”可事实上我上大学后没再关心高考之类的事，对周老师的承诺抛置脑后，至今内心充满愧疚。另一门是地理课。一些考题偏离了大家普遍关注的重点范围，当年的地理成绩也相对1981年有所下降，但七中复读班的地理成绩总体上比起其他学校还算高的。这门课考完出来时，叶老师手中拿着一把折扇迎了过来，我如实地说，题目有些难，好像有关南美洲板块形成等内容平时复习不多，答得不太好。叶老师用折扇习惯性的敲着自己的手掌，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唉呀，这得好好总结。不过考完了你们就不要想了，不要耽误别的考试。

一年的复读结束了，我如愿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几位同学去老师家报喜时，他们比我们还高兴，像是他们金榜题名。说起来惭愧，当时条件有限，我们当学生的连谢师酒都没有请老师喝，也没有买点水果什么的去表达谢意。想必老师们是绝不会计较的，但作为学生这一点起码的尊师礼节都没有，至今想起来心里真过意不去。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七中当年简陋的校园应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老师们也已是白发苍苍。我没有水平写出华章去赞美七中，去表达我对七中老师们的敬意。我只想用平实的语言去复原那段历史，去提炼那段历史留给我刻骨铭心的东西。是什么让当年的老师们在那么艰苦的教学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充满热情地教书育人？是他们对职业的热爱，是他们对事业执着的追求。是什么让当年的老师们对我们这些复读生全身心地付出关爱，在我们人生十字路口为我们指明方向，力所能及地创造好的条件，让我们在七中度过了一年美好时光？是真情。这份真情纯粹，不含有任何的杂质，值得珍藏，值得回味。

    感谢七中，感谢老师，真情七中。

【作者简介】

廖涵  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七中。